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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了半个世纪的翻译精英们

发布时间:2018-07-12  作者:cqylfy.com

凡是对1950-1960年代的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翻译与出书状况有过关注的人,一定都会对“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组织多少有些印象。事实上,即便到了变革开放今后,这两个组织当年翻译的不少译本一向都在重印,曾经积压的旧稿也连续有新刊;更不必说,其部分死里逃生的成员在新时期我国的翻译界、出书界、学术界、教育界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现在都现已故去,可是他们为新我国的翻译出书和文明教育事业做出的出色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惋惜的是,因为前史的原因,此前国内一向缺少关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的体系介绍和权威阐明,乃至就连《我国翻译词典》这样的大型专业工具书都没有专门设词条。近些年来,得益于黄鸿森先生的尽力,“北京编译社”的一些基本状况得以发表。可是,对于“清河翻译组”,至今未见任何总体性介绍。

 

笔者不揣浅陋,企图把现在关于“清河翻译组”的十分零散、含糊的回想和记叙做一些补缀和贯穿,大致描绘出它的来龙去脉。文中揣测、讹夺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弥补,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彻底湮灭。

1翻译组的建立

 

所谓“清河翻译组”指的是1950-1960年代,北京市监狱(俗称北京市榜首监狱、半步桥监狱,旧址在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1993年9月拆迁)利用在押服刑的监犯以及刑满释放留场作业人员为相关组织(以出书社为主,也有其他企事业单位)供给外语翻译效劳以及完结上级交办的其他翻译使命而建立的出产小组。

 

新我国对在押监犯实行思想教育与出产劳作相结合的改造政策,一切服刑人员在监狱中都需求进行强制性劳作。在出产经营活动中,北京市监狱运用“北京市清河联合工厂”的称号,旗下有袜厂、塑料厂、印刷厂、毛巾厂等,另有工程队、翻译组等出产单位。

 

北京市监狱体系的劳改、劳教单位多以“清河”“新都”“重生”命名,“清河”的称号沿用自北京劳改农场的前身“清河练习大队”,涵义是“昭示他们通过清清的河水,洗刷前非,重新做人”。因而,特别需求留意的是,不能把“清河翻译组”的“清河”理解为北京市海淀区的清河镇(大街),也不能把它理解为隶属于北京市监狱体系的、新我国榜首个劳改农场清河农场(俗称茶淀农场,北京市在天津宁河境内的一块“飞地”),尽管清河农场也曾存在过相关的事务。

 

“清河翻译组”是何人主张、何时发动、何时完毕,其运作方法怎样,以及曾经有哪些人士在其间效劳过?

 

出书界老前辈陈锋、汪守本回想说,1954年8月出书家郭敬调任年代出书社任社长兼总修改,他对年代出书社采取了一系列变革办法,其间包含“和清河劳改农场联络,利用在清河监狱中服刑的、知晓外语的高档常识分子的常识,为年代出书社翻译某些书本或给某些稿件作开端加工。……这个主张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门的赞同与配合”。

 

这个说法从道理上是彻底讲得通的,但咱们检索发现,年代出书社译者署名为“清河”的译作从1954年6月开端即有出书,而且首要集中在1954、1955两年。“清河”译的出书物共计有80种左右,年代之外的大约8家出书社出书了30种左右,特别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出书社、我国青年出书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译本,都早于年代出书社。黄鸿森也估测说,“北京市监狱曾在1953年左右抽调知晓外语的监犯建立翻译组,称清河翻译组”。可见,狱中翻译组动议于郭敬一说不能建立,它的建立时刻应早于1953年6月。

 

不过,说清河翻译组开端首要为年代出书社译书,因而与郭敬有很大联络,却是彻底可能的。年代出书社在1953年移送我国政府,首要出书苏联著作。翻译组“开端只要俄文一个文种,后来增加了英、德、日、法等文种。开端只为年代出书社译书,……后来译书规模扩大了,为多家出书社译书,笔名甚多”。在数量上,署名“清河”的译本大多数由年代出书社出书;尽管最早署名“清河译”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书,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运用狱中翻译组的做法由年代首倡,随后其他出书社介入,而且因为某种原因其他出书社的选题先于年代出书。正是依据这种联络,在1958年年代出书社改制合并入商务印书馆之后,翻译组的相关事务也转到了商务。

 

假如咱们的估测大致不谬,那么,从1953年建立到1966年闭幕(这是它最有可能的闭幕时刻),清河翻译组存续的时刻超越了十年。

2翻译组的运作

 

关于清河翻译组的详细运作状况,咱们依照大致的时刻次序收拾一下现有的回想资料。

 

1951年头被判刑的朱良澐(1927-,燕京大学新闻系结业,变革开放下一任中学英语教师。本文说到相关人物,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所获罪名或法院判定,绝大多数在变革开放后都得到了平反,判定被吊销,限于篇幅,不一一阐明)回想说,“女犯纺线织袜子,我有文明,被搁在清河印刷厂翻译组搞翻译。翻译组二十来个监犯,个个懂外语,有的还知晓好几个国家的言语”。她说到的翻译组成员有沈立中、张文华等。朱服刑八年,1958年9月刑满释放。

 

依照黄鸿森(1921-,退休上一任我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编审)的回想,他在1954年被判刑后,先是在北京监狱织布厂劳作改造,1955年头调入狱中翻译组,1959年9月获释。“狱中翻译组是集结一些知晓外语的监犯组成的。我进去时有十多人,我脱离时约30人”。除了一位名叫方思让的“才高八斗的狱友”之外,他没有说到翻译组的其他成员。

 

从时刻上看,朱良澐和黄鸿森应该有交集,但他们的说法互有收支。因为咱们彻底不清楚他们服刑的详细状况(他们都关押在北京市监狱),所以也就无从断定,这些收支是因为个人回想的原因仍是因为他们地点的底子就不是同一个翻译组。笔者倾向于前者;不过,依据同时期出书的出自翻译组之手的译本的作业量来看,无论是二十多人,仍是三十多人,规模好像都小了点。能够作为佐证的是,1959年9月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的鲍若望回想说,那里有一个由140名专家组成的翻译大队,“翻译大队的定额是每人每天4000字。人们分组作业,一人翻译,一人校正。隔一天一换作业。他们是一个出色的、文武双全的团体。中译外、外译中都干”。

 

假如说鲍若望关于翻译组运作方法的描绘仅仅传闻的话,那么1958年夏到1964年末服刑的何宗智(1925-,退休上一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秘书长)的回想则是其亲身经历了:“我记住当时的翻译组分工十分详尽,包含各种言语。我因为当时的英语还好,就被分配到了英文组。其间我翻译了《西班牙共产党史》十余万字;此外还翻译了有关电器、机械、养蜂、地舆、地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论文大约二十余万字。除此以外,还有德文组、日文组、俄文组等七八个组,都是依照言语来分类。”

 

依据笔者现在把握的信息,除了前面说到的几位之外,参与过清河翻译组的还有:燕庚奇(1900-?,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结业,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朱亚英(?-1982,德国高档警官学校结业,曾任胡宗南部少将顾问)、徐璋本(1911-1988,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郑衡(1916-1989,民主党派人士)、董果良(1922-?,我国公民大学翻译)、罗自梅(1925-?,民盟中心机关人员)、陈焕章(1925-2012,天主教神父)、周光淦(1927-?,中心民族学院研讨部人员)、江氏堂兄弟江泽垓(高等教育出书社修改)和江泽墉(外文出书社修改)、贺永增(1929-?,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奚瑞森(1929-,新华社翻译)、江枫(1929-,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徐式谷(1935-2017,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员)、陈奉孝(1936-,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董果良、奚瑞森、江枫、徐式谷后来都成为闻名的翻译家,他们以及前文说到的黄鸿森在《我国翻译家辞典》和《我国翻译大词典》有专门的条目记载其经历和成果,但他们的经历都没有提及翻译组这一片段。

3与编译社的联络

 

事实上,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有着亲近而杂乱的联络,它们是无法切开的,但也不能相提并论。

 

北京编译社建立于1956年7月,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提议,经中共北京市委报请党中心批准;社长由北京市公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续纲兼任,掌管日常作业的副社长先后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处级干部李蕴生、王建斌担任。编译社的首要使命是为出书社翻译正规出书物,以及为相关组织翻译文献资料,也为外单位借用暂时担任口译作业。1958年商务印书馆康复独立建制后,商务印书馆总修改陈翰伯兼任编译社总修改,并由商务印书馆派出黄子祥担任编译社总编室主任管理事务。

 

由此可见,北京编译社实践上承受双重领导:事务上,由出书部门兼管;政治上和人事上,则由公安部门监管。一旦了解这一布景,便不难看出,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能够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拓展与延伸。它们在事务和人事上的联络也得到了关键性的提醒:“编译社建立,该组(清河翻译组)的翻译事务遂归编译社代管,由总编室陈崇来担任此项事务的联络。从1956年至1965年,清河翻译组翻译能手刑满释放后进入编译社作业的共有9人”。这9人中就包含黄鸿森、贺永增、徐式谷和江枫。

 

至此,二者的联络好像现已得到了很好的澄清;可是,编译社建立后,翻译组还持续存在,而且在事务上承受编译社的代管,特别是翻译组不方便处理的一些事务还要以编译社的名义署理,所以,二者往往会被相提并论。比方,资深出书家沈昌文在回想1960年代初他在公民出书社(以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组译“灰皮书”时说到:“当年还有一个翻译组织,叫‘北京编译社’。这大约仅仅一个名义,实践上译者都是监狱里的监犯,因而我也从没见过。但见过译稿,大约译日文的最内行,因为那里有不少伪满时期的战犯。他们的译稿,都用笔名:何新鲜(何清,清河劳改农场的反称;‘新’指‘自新’)”

 

沈先生的这段话有三处过错:首要,尽管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有一定的根由联络,人事上有少量穿插,事务上有亲近协作,前者还署理后者的一些事务,但二者究竟不是一回事,特别不能说北京编译社“大约仅仅一个名义”,更不能说其舌人都是“监狱里的监犯”;其次,北京编译社人员翻译的著作通常署组织名或者译者的本名,只要单个著作署过“贝金”的笔名,一般不运用化名,而“何新鲜”则是清河翻译组最有名的化名之一,但他又误认为“何清”是清河农场的反称——前面现已指出,清河翻译组设在北京市监狱,而非清河农场;再次,无论是清河翻译组,仍是北京编译社,其人员构成远不限于伪满战犯和附日常识精英,其翻译也谈不上“译日文的最内行”,署名“何新鲜译”的著作乃至没有一本译自日文。相似的过错也见之于前述陈锋、汪守本的回想文章,“这些监犯翻译的东西,在年代出书社时署名‘清河’,在商务印书馆时改组为‘北京编译社’”。

4翻译组的译品

 

从现有的回想来看,清河翻译组以及北京编译社接受的事务规模十分广泛,其间很多翻译过来的文献资料——政治、军事和科技文献、设备阐明书等有用技术资料——是不会揭露出书的,而且必定还有不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出书的译本。因而,下面关于翻译组译品和署名的根究追索,仅限于揭露出书的教育、科技、文学、学术和政治类图书。

 

1956年北京编译社建立后,与清河翻译组在事务上展开了亲近的协作。依据黄鸿森的记叙,咱们能够断定它们至少在以下两种书的翻译中存在协作。榜首种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讨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公民出书社,1959年),该书的版权页称:“本版由北京编译社依据原译本改译,由编译局及其他有关单位校订。”此书“使命很急,我清楚地记住是连夜赶译的”,当时黄鸿森尚在狱中,所以他是作为翻译组成员参与翻译的;他推定,“北京编译社的翻译人员也参与了此书的改译作业,团体之作,故以‘北京编译社’署名”。从现在把握的信息来看,最少翻译组的董果良、编译社的傅正午也参与了此书的翻译。

 

别的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编《国际通史》(三联书店,1959年开端出书)。全套《国际通史》的翻译和出书进程十分杂乱,榜首卷多人署名,北京编译社署在第三位;第二卷至第八卷北京编译社是唯一署名译者。可是,清河翻译组明显也参与了翻译作业。黄鸿森说,“笔者在狱中就参与了《国际通史》的翻译,译了榜首卷的古埃及史,第二卷的古希腊史。我到北京编译社后就承担起《国际通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定稿使命”。检索相关信息可知,参与此书翻译的人员至少还有:罗自梅、傅正午、张曼真、林荫成、廖洪林。其间,罗自梅在经历中称自己在北京编译社做过翻译(但咱们置疑他是在狱中作为清河翻译组成员从事翻译作业),其他人都是编译社舌人。

 

有痕迹标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还协作翻译了别的一本书,即戴高乐《战争回想录》(第1-3卷,北京编译社译,国际常识出书社,1959-1964年)。依据咱们把握的信息,参与此书翻译和校订的人至少有:董果良、罗自梅、陈焕章(以上为清河翻译组成员);陈少衡、丁钟华、黄邦杰、罗式刚(以上为北京编译社成员)等。

 

咱们发现,北京编译社署名的译本总数在100种以上,但商务印书馆出书的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却特别之少,只要十来种;在两边事务往来频繁的前提下,这就阐明,除了少量团体署名外,许多编译社成员在商务印书馆出书的译本都署了本名或固定笔名。就在这十来种著作中,丘吉尔的《第二次国际大战回想录》(1974-1975年)、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977年)、戚美尔曼的《巨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982年)仍是“文革”后期以及新时期从旧稿“水库”中打捞出来的。

 

《巨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商务印书馆1963年编订的《十年规划》中注明“已约北京编译社译”,但直到新时期才由闻名德语翻译家李逵六等人校订后出书。李先生在自传中说,“出书阐明称这本书开端是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编译社原来是一些在押的国民党的将军”,一个叫朱汉生的人通知他,其父朱亚英“在狱中翻译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戚美尔曼的《巨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战争论》在1964-1965年由我国公民解放军总顾问部出书局正式出书,署名为“我国公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但其出书“阐明”指出,“在本书译校作业中,承中心宣传部、外交部、新华社和北京编译社等单位大力协助”;资深军事翻译家鲍世修在回顾此书的翻译进程时也指出,“这项作业首要得到北京编译社的支撑”,此书是“团体才智的结晶”。

 

重庆翻译因为朱亚英曾任胡宗南顾问,身份特别,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出书规划”、两家出书组织的“出书阐明”,仍是事后正式的回想,都不方便透露他是在狱中作业的,所以,就都用北京编译社这一揭露组织来代指保密的清河翻译组。乃至还有一些后来出书时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实践上也是由清河翻译组翻译的,《巨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必定不是孤例,但其详细景象怎样现已杳然无从查证。北京编译社究竟是正式在编的公办组织,其成员的署名权一般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清河翻译组的成员,身在狱中,绝无可能署自己的本名或专有笔名。在编译社代管、署理翻译组的状况下,有些时分直接用“北京编译社”代署译者名,倒也水到渠成。

5翻译组的笔名

 

重庆英语翻译清河翻译组究竟运用过哪些笔名呢?一开端当然是“清河”,但署名“清河”的译品仅限于1950年代,悉数为苏联著作,大多数由年代出书社出书。这个化名后来被弃之不必,又变换出许多其他的笔名。

 

“‘何宁’也是清河翻译组的常用笔名”,这个署名最早呈现在1955年:前期以年代出书社、我国青年出书社为主,简直都是苏联著作;1958年今后逐步以商务印书馆为主,并以英语著作居多。署此名的译本包含:汉默顿《西方名著概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部分》、《前史学部分》;参与此书翻译的人包含黄鸿森、罗自梅等);马尔萨斯《价值的标准》(此书呈现在了徐式谷的译本目录中,《英汉翻译与双语类辞书编纂论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1页)等。

 

“何青”这个署名最早呈现在1957年,署名著作中《笛福文选》《魏克拉马沁格短篇小说集》呈现在徐式谷的译本目录中,而且《笛福文选》后来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再版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黄鸿森说到,“我在狱中还参与翻译《简明经济学辞典》”,查此书也是译者署名“何青”。

 

“何新鲜”的署名从1958年开端呈现,著作数量超越30种,仅次于“清河”;不少著作译自法文,有些种类后来收入“汉译名著”(包含葛德文《论产业》,梅叶《遗书》第2卷、《马布利选集》,署名皆未改动)。董果良在经历中说到“笔名何新鲜”,其间罗列的译本(含合译)有此署名的有:摩莱里《自然法典》《马布利选集》《哲学史》第3卷,《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圣西门选集》(两卷本旧版署名为“何新鲜”,扩大为三卷本后康复了首要译者董果良的署名)。

 

“何新”的署名译本也不少,以商务印书馆出书居多。其间,洛克《论下降利息和进步钱银价值的结果》《美国前史协会主席讲演集(1949-1960)》,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大众》三种呈现在徐式谷的译本目录中,而且洛克那本书在收入“汉译名著”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培根《新大西岛》、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论文五篇》、哈林顿《大洋国》和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在重印或收入“汉译名著”时依然署名“何新”。

 

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猜想是清河翻译组化名的还有:“何清”“何倩”“何钦”“何易”“何慕李”“何璧人”“何新舜”“何式谷”“何瑞英”“何泽施”“何光来”“何光莱”“何瑞丰”(奚瑞森在其经历中称这是其笔名之一,《我国翻译词典》,第757页)等。万变不离其宗,译者都姓“何”。乃至能够说,在1950-196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书的译本中,简直一切署名为何姓的译者中,大约只要何兆武(闻名翻译家)、何渝生(该馆修改)是本名了。

 

在各式各样的“何氏宗族”之外,清河翻译组运用的别的一个化名也比较有名,那就是“秦水”(与“清水”音近,依然离不开“河”)。署此名的译本大多由公民文学出书社和作家出书社出书。公民文学出书社的资深修改张福生记叙,他在一次聚会中向绿原(“胡风分子”,1962年从秦城监狱获释后进入公民文学出书社,1980年代曾任副总修改)请教“秦水的笔名是怎样回事,都是哪些人,他们是怎样翻译的”,在座的都明白,“我社有些译稿的译者署名秦水,实践是一些秦城监狱的服刑人员,当然是些懂外语的常识分子。绿原先生说他也不清楚,更没有看见有人在秦城监狱里搞翻译”。由这段记叙可知,公民文学出书社的修改们零散知道一点关于监狱翻译组的往事,但因为事涉秘要,即便是绿原这样的老修改也一窍不通。张福生“循名责实”,认为“秦水”与秦城有关,其实不然,“秦水”“清河”都发源于北京市监狱;尽管秦城监狱一度也曾设有翻译组,但那已是绿原出狱之后的工作了。